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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電影資本激蕩四十年
人氣:1224    發布時間:2019/10/11

來源:一起拍電影(ID:yiqipaidianying)

作者 / 圈圈丸


祖國母親70歲了,而中國電影資本化也已經40年了。


就如同祖國這七十年來風風雨雨、跌宕起伏,從低谷到動蕩,從動蕩到改革開放。電影資本化這四十年也同樣經歷了市場化、產業化、證券化的三次“大躍進”,也經歷了事業單位轉企改制、民企資本進入市場、盜版橫行制片崩盤、資本結構單一向多元轉化受阻等許多心酸又艱難的過程。


四十年來,國家下達過28個重要文件來推動電影產業的資本化進程,其重視程度可見一斑;四十年來,有近萬家電影公司成立、并購、合資亦或是倒閉,是他們鋪出了中國電影成熟資本化的道路;四十年來,我們經歷了年度票房最低谷的8.1億(1999年),見證了去年年度票房破600億的奇跡。四十年來,我們用了近24年時間才實現第一部國產票房破億的影片(《英雄》,2002),如今70周年國慶之際,內地影市卻已有70部10億+的電影。


面對璀璨的成績,現在也許就是最好的時機,來講一講中國電影資本化四十年所有的故事。


01


1979-1983:文藝復興背后的經濟危機


在去年北影節上,中國第四代導演的代表人物謝飛說了這樣的話:如今的電影院和電影屏幕變多了,但他還是想回到1979年那個全民看片年代。


謝飛導演口中的“全民看片”絕對不是一句夸張的比喻,1979那一年,中國全年觀影人次達到293億次,為歷史之最。結合那年9.69億人口后做一個簡單的換算,全民平均觀影28次、平均每天有8000萬人在看電影,超過了美國“黃金年代”人均觀影23次的記錄。這個數據可以說早就遠遠突破了“全民看片”的范疇,簡直就是除了看電影,大家就沒做過別的事。光從數據上看,把那一年稱作中國的“文藝復興”年都沒問題。

 

然而“文藝復興”的背后,卻隱藏著極大的“經濟危機”。


作為藝術家的謝飛導演贊美藝術傳播無可厚非,但是他并沒有站在經濟角度去看這個成績背后的市場因素、政治環境以及更深處的資本壓力。


首先,觀眾在此前已經因為十年特殊時期而壓抑了太久。在此期間針對電影有一次著名的禁播令在后來被稱作「十七年」,既1949-1966十七年間拍攝的電影都不予播放,取而代之的是八個樣板戲在全國輪播。可以想象這十年間人民群眾對于文化渴求的內心已經擠壓到一個要爆發的頂點。


舉幾個讓人啼笑皆非的例子就能反映當時人們對于娛樂文化的“饑渴程度”:越劇電影《紅樓夢》因為實在太好看,在那一年都被許多觀眾連續看了10遍以上;而那一年的引進片,別說《母親》、《霧都孤兒》、《偷自行車的人》這些來自歐洲的“高級貨”,就算是印度、朝鮮甚至阿爾巴尼亞和當時沒有解體的南斯拉夫的引進片,照樣能“人滿為患”。

 

現在的影迷也大可不必驚訝這樣的“盛世”。要知道那一年沒有智能手機、網絡平臺、社交媒體,游戲機和電視機在中國也沒有普及,就連舞廳和錄像廳都還是大城市才有的“稀缺資源”。而「一塊白布+放映機」就能組織幾百人觀看的電影自然才是娛樂生活的主流。


而另一方面,「十七年」的所有影片直到1979年才全部解封,所以在那一年市場上影片的數量已經達到峰值(全年發行長片電影433部),必須要被“消化”掉。為了讓市場能夠吃得下這么多影片,國務院相繼出臺「三、七政策」和「二、八政策」來扶持發行業。可造成的結果卻是發行和制片廠之間出現巨大的“利潤倒掛”。

 

別忘了,1979年中國才剛開始經濟改革啊,很多舊習慣還沒有丟!那會兒電影怎么拍?國家撥款給文化部,文化部撥款給國有制片廠,國有制片廠按指標,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KPI,完成要求拍攝的電影數量,再把電影按照統一價格賣給中影和制片廠所在的地方政府發行。由于電影是統購,再加上那會兒沒有「制片分賬」的概念,所以無論電影好壞如何制片廠的收入都是“死”的。這樣的利潤倒掛讓當時兩個行業的收入相差巨大,最高時達到49.4倍。


那票房收入去哪兒了呢?自然是全都讓發行賺走了。但是發行又把錢花哪兒了呢?別擔心,1979年全年9億票房收入可都沒亂花。中影發行賺的錢,除了養自己之外多余賺的錢都要還給文化部,文化部再繼續用這筆錢發給制片廠拍新的電影。地方政府發行賺的錢,用處就更大了——修劇院、修圖書館、修博物館、修文化景點。這可只是十年特殊時期之后的第三年,百廢待興,文化行業行行缺錢,“以電影養文化”成為當時的常態。為了早日讓國家恢復生機,地方政府根本沒有多余的錢返還給電影行業。

 

而制片廠也無可奈何,只能餓著肚子不停地拍電影。雖然不賺錢,但好歹有的是人看啊,口碑傳開了,傳到現在已經傳成了一個“中國電影最好的時代”。


人民需求觀影、積壓成片太多、制片發行利潤倒掛、地方政府無錢返利……1979年雖然是一個全民看電影的時代,但卻并不是一個電影經濟順暢的時代。但每一個環節我們都找不到毛病,畢竟他們都是在為十年特殊時期埋單。


面對此情此景,長期下去必定生亂,最先倒下的就是已經快吃不起飯的各制片廠。于是在1980年的時候,文化部下發1588號文件廢除了此前發行業70萬影片統購的方式,新的換算方式讓制片廠每部影片售價提高到了90-108萬。小小的改動讓制片廠的利潤率得到顯著提高,平均成本利潤率在這一年為99.2%,此后連續幾年都超過80%。


但是新的問題又出現了——中影堅持不住了。


作為中國當時唯一的電影發行公司,中影的職責有兩個:一,按照KPI要求采購制片廠的電影,以及引進國外的電影;二,將影片交給地方政府放映,再和其分攤票房。由于中影主要是一個中間“樞紐”,不管放映,因此分賬時自然是較少的那一方。所以購片漲價對中影來說無疑成為一個巨大負擔。1980年的時候,中影的利潤率就下降到了8.12%,此后連續三年更是皆為負數,共虧損6761.5萬。那三年的中影,只能靠進口片維持盈利。

 

而地方政府“以電養文”的狀況還在持續,依然沒有錢返還給電影行業。還是那句話,要怪就去怪十年特殊時期吧……


為了讓電影產業每一環的經濟穩定,到了1984年國家終于放了一個大招,頒布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從此制片廠從事業單位轉型成企業單位,開始獨立核算,自負盈虧,通過銀行貸款做項目,然后交稅,從而減少中影發行的負擔。現在看起來這已經和今天的模式無異,但在當時卻又引發了新的難題。


02


1984-1989:大哥們借錢拍電影的日子


1984年的張藝謀很興奮,因為前一年《一個和八個》的成功,以他為首的北影學院派四人向自己的廠長韋必達提出了兩個要求:一,他們要拍《黃土地》;二,他們需要陳凱歌。


1984年的陳凱歌很懵逼,因為廣西廠的韋廠長居然親自來要求用四倍薪水把他這個北影廠的實習生挖走。他心想:對方一定是看上了我的才華、我的資源、我的藝術態度,那我得提要求。于是他拿著自己寫的《孩子王》對韋必達說:“我這兒有個劇本,您看看要不趕緊拍了吧,準火。”韋必達呵呵一笑:“我說了不算,你問問他們。”順手就把陳凱歌交到了張藝謀等人那里。陳凱歌一看老同學:“啥也別說了,我這兒有個劇本,你們看看要不……”“走,拍《黃土地》去,你當導演,準火。”(以上對白根據真實事件改編)


就這樣,陳凱歌突然就變成了《黃土地》的導演,張藝謀做了他的攝影。他倆一起到大西北取景,碰到了吳天明。

 

1984年的吳天明,已經是西影廠廠長了,圈子里誰不認識?那會兒制片廠剛轉型,廣西廠又是小廠,能拿出來拍電影的錢本來就少,陳凱歌和張藝謀一合計,要不跟吳廠長借點吧,硬著頭皮就上去了。吳天明見了兩人特別高興:“陳凱歌我知道,你爸爸陳懷皚和我喝過酒。”“你就是張藝謀吧,你們那《一個和八個》我看了,拍的真好。”一見如故的氛圍,讓兩個當時的愣頭青也不和吳天明見外了,張嘴就直接要錢。吳天明也是個爽快人,沒多猶豫:“錢可以借給你們,但是有個條件,張藝謀,我下部電影你得來給我做攝影。”張藝謀立刻連連答應,錢也就借到了。


后來,《黃土地》大獲成功,獲得1985年金雞獎,陳凱歌一鳴驚人。再后來到了1986年,吳天明“一不做二不休”,把陳凱歌和張藝謀從廣西廠挖到了西影廠。


他們并沒有注意到那兩年電視已經開始在全國普及,全國觀影人次銳減52億。為了保持盈利,電影票甚至贏來了50年來第一次漲價(0.35元到1元)。“事業轉企業”的危機正在悄悄來襲。但如今中國電影圈的大哥們那時仍然堅守在藝術的第一線,借錢拍著電影。


1986年的張藝謀很懵逼,因為西影廠廠長吳天明來親自挖角。可是韋必達對張藝謀有知遇之恩,他并不愿輕易離開。豪氣的吳天明還是不啰嗦,讓張藝謀直接開條件。實誠的張藝謀絞盡腦汁,提了兩個他認為對方根本不可能實現的條件:一,給他老婆換成城市戶口;二,漲工資。結果吳天明不僅都辦了,還附送了一套分配房。

 

這下可就不去不行了,畢竟當初借錢時還答應給人做攝影。但吳天明卻不讓張藝謀做攝影,非要他當演員出演《老井》,讓張藝謀徹底懵了。而且為了讓張藝謀能把那個勁兒演出來,還不計成本把張藝謀在農村“關”了一個多月適應角色,全劇組等著張藝謀“出關”。最后《老井》讓張藝謀成為第一個國際電影節的中國影帝,吳天明也獲獎無數。榮譽太多,也就沒人計較這片子花了多少錢,成本收沒收回了。畢竟和藝術,不能談錢。

 

1986年的陳凱歌很興奮,因為西影廠廠長吳天明來親自挖角。還沒等吳天明多說話,陳凱歌就拿出《孩子王》:“啥也別說了,我兒這有個劇本,您看看要是能拍,我就去。”吳天明惜才啊,立刻答應了下來,于是《孩子王》也立刻開拍。雖然最終反響平平,票房不佳,但是陳凱歌實現了夢想,吳天明挖到了人才,于是也就沒人在意虧損和借來拍電影的錢要怎么還了。


1986年的吳天明,還沒有意識到自己在挖一個多大的“資本坑”。這一年,全國許多電影院已經改成了歌舞廳和錄像廳,港片和港文化盛行,電影觀影人次以每年10億下跌。

 

1988年,西影廠已經成為國際獎項常客,許多西影廠人至今已經成為中國電影行業的泰斗,他們代表著中國電影藝術的巔峰。但是內部資本運營不善,沒有人當時在意他們已經接近2000萬元的財政赤字。那一年張藝謀拍《紅高粱》,取景地的高粱拍出來不好看,吳天明毫不猶疑的批款5萬塊錢讓劇組種新的高粱拍。拍出來的高粱是又艷又好看。


一系列的因素,讓吳天明廠長的位置出現動搖。到了1989年年初,接受采訪的吳天明還在計劃這一年西影廠的片單,可到了年中就突然引咎辭職。許多人閑言碎語也出現,畢竟大家都愛看故事。但沒有人注意到當時的報告里說的那句:西影廠負債已經遠超2000萬。

 

吳天明在西北地區肯定有極好的資源和背景,不然也不至于能貸款那么多拍電影。但是如他這樣的人和西影廠這樣的大廠也承受不了虧損的壓力,更何況其它同樣虧損的制片廠呢?這些年,全國的電影大哥們拍片子拍爽了,中國電影的藝術往前邁了一大步。但是不計成本的貸款拍片,企業轉型的無所適從——一切的一切都讓中國電影的資本原地踏步,禁止不前。


吳天明的隱退讓全國制片廠敲響警鐘。后面連續多年為了盈利幫助還貸,許多制片廠開始拍攝娛樂片,甚至風流女色片,一度被廣大媒體批評為“臟亂差”。這個狀況一直到1991年國家出手整頓,要求多拍歷史革命題材后才得以改善。然而發行和放映的收入到了1992年還是下降了20%,全國制片廠總收入僅1.68億,別說盈利,還錢都不夠。顯然此刻中國電影面對的問題顯然不在內容上,而在資本運營上。如何盈利成為下一個長時間探索的難題。 

 

03


1993-2002:資本的黎明,市場的黃昏


就像現在個人貸款不換線會出現征信問題,那會兒制片廠拍片年年還不上錢,是會出現信用問題的。到了90年代初,銀行已經不愿意借錢給制片廠拍電影了。為了不讓制片廠無錢可拍,國家開始出錢投拍電影。但是能被資助的畢竟只是少數,大部分制片廠開始因為無片可拍走在倒閉邊緣。


看到此情此景,想起1984,又到了一個必須放大招的時候了。于是1993年初,廣電下發3號文件,打斷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的發行壟斷,允許制片廠自己發行。


這個文件的意義有多大?它足以稱得上是中國電影資本在谷底的第一絲曙光。


首先,制片廠可以做發行了,也就是可以票房分賬了,賺的錢就更多了,并且同時還催生了一個至今大熱的商業模式——合拍片。當時與香港的合拍片誕生了多少經典,無需贅述了吧?(代表作:《霸王別姬》、《活著》)

 

其次,它將中影從多年的發行壓力中釋放出來。中影在此之前每年都頂著國產所有影片和海外所有引進片的發行壓力,還要不斷和地方政府溝通。這下釋放了,就有精力做點別的正事。比如幫助北影廠牽線資本,成立兄弟公司紫禁城影業(代表作《甲方乙方》、《天下無賊》)。

 

唯一受到利益打擊的,就是地方政府的發行機構。但是畢竟已經“以電養文”十幾年,也是時候給電影行業還點利息了。


盡管電影觀影人次依然在下降,但當發行行業被徹底打開后,許多新鮮的“玩法”也開始刺激電影行業,制片廠們也就終于開始盈利了。


像1993年,港片《黃飛鴻之獅王爭霸》在內地上映,香港公司一套兩輪分成結算的方式看的中國電影制片廠“眼花繚亂”,既在賣片子時賺一次錢,又可以自己做發行然后獨立放映影片賺一次錢。


而合拍片的盛行,不僅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資,也給予了中國資本第一次走出去的機會。1994年中影和華納兄弟合資拍攝了《亡命天涯》,不僅那年在中國取得了2580萬票房的好成績,還踏出了分賬片在中國電影市場的第一步。

 

然而資本的慢慢抬頭,卻擋不住市場的萎靡不振。


首先由于VCD的普及使得盜版VCD橫行,偷瞞漏報、走私盜版屢見不鮮,到1994年的時候電影業內已經出現大量貪腐。同時大片分賬不均(進口片和合拍片都有),制片方回款極慢,收不回票款。盡管政府出臺了“雙統”、“雙結”的監督手段,但都沒有發揮作用,外資企業難以監管,國內的合作企業業務不成熟,完全“玩”不過對方。到了1995年,哪怕盈利最多的西影廠604萬的年利潤,也不及美國大洋公司發行一部《紅粉》。

 

另一方面,人民群眾對于看電影的熱情降至冰點。


首先因為九五五零工程的下達,讓主旋律電影成為主流,可那會兒的主旋律電影還是以前紅色電影的套路,完全沒有現在商業化后的主旋律那么抓人,在當時只能總結出一個詞:難看。


而藝術電影在當時被市場堵死,導致許多導演開始轉型。張藝謀和陳凱歌紛紛開始拍攝商業片,馮小剛在《過著狼狽不堪的生活》(后來的《一聲嘆息》)被迫叫停后轉而開始拍賀歲片。


剛開始嶄露頭角的第六代導演們,既想要在國際上獲獎來證明自己,又不敢因為題材限制而在國內無法上映導致虧損,于是開始靠大量海外發行來收回成本。王小帥的電影都會在超過150個國家和地區發行,賈樟柯甚至將電影賣到了愛沙尼亞。

 

其次,當時正值改革開放最火熱的時期。縣城農村里的人沉迷于進城打工,城市里的人沉迷于南下做生意,大家都無心娛樂成活,癡迷于創業,電影被冷落也無可厚非。盡管在1998年《泰坦尼克號》上映時還是會出現短時間的觀影熱和3.59億的超高票房,但從1994-2002年的這九年,中國電影票房冷極了。年度票房最低時僅8.1億(1999),最高時也不過14億(1998)。說來都覺得不可思議,這樣的成績放到現在,對于某些大片來說甚至是個不及格的成績。可在當時,就是這一點點票房,伴隨中國電影市場渡過了長達10年的寒冬。

 

我們要承認由于國家助力,中國的資本在90年代抬頭了。但是市場的不成熟,依然讓資本沒有發揮實力的余地。如何把電影市場做成繁榮的產業,不斷地敲打著當時每一個電影人。 

 

04


2003-2009:民營資本入場,盛世降臨前兆


寒冬十年,大家都有期待,期待著國家能有又一個大招,就像1984和1993那樣,幫助中國電影脫離泥潭。


國家給出的答案是:有,不過這次急不得。兩次大調控,國家已經意識到中國電影不能再這樣一出問題就“打一針”應急,問題需要根治,內容市場化后,資本需要產業化。


2000年發生了一件現在看來很大,當時卻很小的事——中影、上影、長影同時在那年被集團化,并且被國家賦予了制片、發行、放映三大環節全掌控的使命。目的很明顯,做全產業鏈公司。可惜在那時,電影行業的許多人對于“全產業鏈”是什么可能都不清楚,所以對這件事并不上心。


2001年又發生了一件現在看來很大,當時卻很小的事——為了加快院線組建和影院改造的進度,地方政府允許吸收國內民企資本入股。許多我們如今熟悉院線品牌的像北京新影聯、四川太平洋、江蘇東方,都是在那會兒起步。可惜在那時,電影行業的許多人看見年度票房連10億都過不了,心里還叫罵修那么多影院有啥用。

 

一切準備就緒,到了2003年,一條改變中國電影命運的新規則落實——廣電總局召開全國電影工作會議,宣布允許國內非電影行業的民營資本投資電影業。盡管至今還有人覺得這一改變,讓煤老板拿著錢亂投電影,導致了電影內容混亂。但是無數其它行業過量的資本被注入電影行業,無疑給這個沉睡的“猛獸”煥發了生機。

 

以華誼兄弟為首的一大批電影公司開始嶄露頭角,并且憑借背后優秀的資本資源和生意模式,迅速讓自己的影視公司A股上市,我國民營企業的投融資實力可見一斑。和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的市場靈活度和敏感度確實遠勝一籌。中國電影家協會會長饒曙光就在2013年指出:“國有企業包袱沉重、體制機制不靈活,在一些方面僵化與限制,讓他們不能發揮出積極作用…民營企業善于在電影產業改革中享受政策紅利。”


另一方面,民營企業還配合國家大力改善主旋律電影,讓“主旋律電影商業化”的口號成為現實。而政府為了鼓勵民企多拍主旋律電影,政府也給出了相應的福利。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資金上的支持。首先是主旋律電影在電影頻道播出后得到后續補貼;再來,更重要的是,銀行貸款會給主旋律電影開很大的綠燈。如在2009年,華誼兄弟在以《唐山大地震》為代表的四部主旋律電影得到了工商銀行1.2億的融資貸款,博納影業的《十月圍城》等三部電影得到了工商銀行5500萬的貸款。


同時,越來越多的主旋律電影開始使用明星演員,包括港臺明星。因為商業片最明顯的特點就是明星制,這是讓主旋律電影和商業片結合最直接的方式。但這個模式在一開始是頗受爭議的。早在1999年的時候,張國榮主演《紅色戀人》這部主旋律電影就引起了相當大的輿論,觀眾不太接受主旋律電影的偉人由一個香港明星來主演,違和感實在太強。

 

但在“主旋律商業化”的口號出來以后,港臺明星的上鏡率就更高了,梁家輝和劉凱德出演的《太行山上》,以及徐若瑄出演的《云水謠》。看這些都還是國家出資投拍的電影,為了票房都開始毫無顧忌的使用港臺演員,民企就更不會在意了,能上的明星都通通安排。


這個模式在《建國大業》里達到了頂峰,全片有超過190位明星出演,并且還都是無償。《十月圍城》被監制陳可辛定義為「民營主旋律」,也是集結了中港臺三地的大量明星,票房收益顯著。


明星愿意參演主旋律電影,有兩個重要原因,首先是容易獲得國內獎項以及積累人氣,為自己造勢,一舉兩得。如李冰冰就是在連續接拍《云水謠》和《風聲》之后得到的金雞獎。同時主旋律電影的造星能力也越發強大,張涵予就是憑借《集結號》直接拿到百花獎,然后開始家喻戶曉,成為現在的“紅星一哥”。再來主旋律電影資金到位,不用擔心片酬問題,民企融資方便,而國家投拍的一般都是大手筆,比如《太行山上》,投資一共5000萬,中央軍委就出資了3500萬。

 

在“主旋律商業化”發展幾年后,到2009年,已經變成了商業電影要刻意向主旋律電影靠齊,終于兩邊歸為一流,實現了統一。主旋律電影不再被觀眾嫌棄,終于走上了一條完整的生產線。如今更是中國電影市場舉足輕重的電影類型。


國產電影市場終于在民營企業的加入后步入正軌,當時很多人也覺得中國電影是時候該起飛了。但很多人沒想到的是,居然飛這么快?


05


2009-2019:十年騰飛,終成電影大國


華誼兄弟2009年的上市具有歷史意義,不僅因為它證明了民企的投融資實力,更主要的是會引來一批批效仿者。所以我們隨后看到嘉禾娛樂、華策影視、光線傳媒相繼上市,這些可都是如今影視圈的龍頭公司。


電影行業的上市公司越來越多,意味著中國電影正式進入證券化時代。


在最初兩年,馮小剛又噴了誰,李冰冰在和誰談戀愛,都能成為群眾一周的話題,因為他們直接帶動公司的股價,影響整個電影行業的資本運營。而大牌導演和明星在成為最熱門話題的同時,也成為了票房好壞的第一標桿。為此許多公司也不惜大量炒作來引起話題,尤其是在此時已經進入互聯網時代成熟期,流量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所以「流量明星」在這幾年成為熱詞也實在是發展之必然,而他們有爭議也無可厚非,因為他們是切切實實的和資本直接掛鉤,除了網民的口水戰,肉眼可見更多的是對股價的影響。

 

然而當上市影視公司市值越來越高,想要從中占便宜的也越來越多。從2013年開始,各種影視公司雨后春筍般的開了起來,他們都想以并購和借殼的方式完成資產證券化,實現不拍電影就撈一波錢的無本買賣。這些可憎的騙子公司直接導致電影行業明星片酬瘋漲,甚至票房造假的情況,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去年的稅務風波。好在這次稅務風波沒有打垮真正有實力的公司,也的確清掉了一大批行業里的“污點”。

 

如今,國內前十大院線公司的證券化率已達到90%,他們是這“黃金十年”最有力的先鋒。不過現在中國經濟發展飛快,這個排名隨時都有變化的可能。尤其是在這個互聯網時代。


互聯網的繁榮也促進了兩個產業的互相“融合”。當阿里巴巴和騰訊相繼成立阿里影業和騰訊影業,當小米入股華策影視,我們能感受到中國電影正在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只不過目前中國的年度票房依然還有成長的可能性,因此互聯網公司帶來的變化也許要等中國的票房到一個瓶頸期后才能被看見。

 

如今中國電影在經歷騰飛后的成績也不用再反復贅述,經常關注這個產業的朋友或許已經對年度票房606.5億,年度票房十四年間上漲50倍,全國銀幕60076塊這些數據張口就來。


有影迷會提出質疑,認為大資本讓中國電影沒有了優質內容,只追求票房的行為不可取。但是這就如同農民要多產糧,工人要多出料,科學家要多出研究成果一樣。中國電影也需要更多的高票房來解放生產力,去賺錢盈利,去走市場化,這都是從小作坊到大企業的必經之路。


中國電影現在上市公司雖然已經很多,但是其市值仍然不比美國大公司。好萊塢六大那價值上千億美元的市值是我們暫時羨慕不來的,因此我們也不用和人家對標即拍商業大片照顧大眾,又拍許多不追求盈利的藝術片照顧小部分核心影迷。


目前的中國市場肯定還是以大眾口味和商業片為主。但是相信當我們的影視公司也發展到千億美元的市值時,一定也能拍出不輸歐美的藝術片,就好像在成長期(賺錢階段)我們已經拍出了不輸他們的商業片一樣。

 

中國電影資本這40年,老實講前面30年都是黑著眼在探路,但是在那扇窗被打開后我們可以用10年時間就成為電影大國,這個成績已足夠驕傲。不要因為獲獎少或者評分不高就說中國電影還不行,用這么短的時間成為一個資本完全體,可比獲獎難多了。我們有理由期待中國電影的下個四十年,祖國的下個四十年,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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